世界导报讯：历经变革 　　从1971年中伊建交起,到1995年笔者结束在伊朗的外交使命,笔者从事的外交工作几乎都与伊朗有关,参与了两国关系中的所有重大事件。笔者曾亲历伊朗***革命,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曾有幸两次陪同伊朗总统访华,两次在伊朗接待我国领导人访问。两个迥然相异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够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数十年,堪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政策的范例。 　
  　中伊建交38年。在这38年中,伊朗由王国变为***共和国,由亲美变为反美,经历了两伊战争和外交孤立。国际风云变幻,中国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、改革开放,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。但是,始终不变的是双边的友好关系。这是中伊两国均应引以为豪的。 　
  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,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1979年伊朗的***革命几乎同时发生。当时,笔者正在德黑兰工作,从北京不断传来的消息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,中国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从革命转向经济建设,中国的大门开了。而伊朗当时正在发生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,笔者曾亲眼目睹1979年1月26日巴列维国王被迫出走和2月1日***革命领袖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时,那万人空巷、数百万群众在街头载歌载舞的庆祝场面。从此,伊朗由一个亲美的君主制国家变为一个反美的政教合一的国家,革命稻宗教高于一切。 　
  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伊朗的***革命性质和内涵完全不同,甚至还多少有点逆向,但却同时成为上个世纪70年代末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的两件大事,对日后的中伊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逐步发展 　　伊朗新政权建立之初,中伊关系开局并不顺利。1978年8月,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结束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访问,回国途中顺访了伊朗,受到当时在国内已经四面楚歌的巴列维国王的隆重接待。事过不到半年,巴列维政权垮台,***共和国诞生。此次访问被解读为“中国对巴列维的支持”,伊朗新政权的领导人和公众对中国颇多怨词,双边关系在一段时间里相当冷淡。 　
  　1980年,萨达姆乘伊朗新政权立足未稳大举入侵,两伊战争爆发。当时的国际舆论受美国和西方的引导并不同情伊朗,伊朗成了“国际孤儿”。而此时的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没有冷落伊朗,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对两伊持中立立场的国家。为此伊朗感激中国至今。 　　1984年,时任中国外长的吴学谦正式访问伊朗,彻底扫清了笼罩在中伊关系上空的阴霾,为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。 　　1985年,时任伊朗议长的拉夫桑贾尼访华,开启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接触。伊朗在人权、台湾等问题上给中国以宝贵的支持,中国也尊重伊朗人民的选择,在伊朗遭遇国际孤立时,中国与伊朗保持了正常的友好交往。两国的政治关系完全走上了正轨。 　　但是,两国的经贸关系却严重滞后。伊朗遭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,需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,而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还是石油出口国,从伊朗进口的少量原油也都转口到第三国。当时的伊朗正处在两伊战争之中,外汇严重短缺,双边贸易额长期徘徊在一两亿美元之间。
　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,中国经济高速发展,首次遭遇能源短缺。自1993年起,中国由石油出口国转变为石油纯进口国。伊朗愿以原油代替现汇支付从中国进口的商品。这本是两国经济互补双赢的最佳出路。但是,一个技术问题却成了中国进口伊朗原油的障碍。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炼油厂只能炼制中国自产的低硫油,吃不了伊朗的高硫由,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中国的炼油厂必须增建脱硫装置,需要大量投资,更需要时间。笔者在伊朗任职的最后两年,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折冲于两国的石油公司之间,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,直至1995年笔者离任,双边贸易额为超过4亿美元。这可以说是笔者任驻伊朗大使期间的一大遗憾。 　
  　令人欣慰的是,1997年之后,中国国内带脱硫装置的炼油厂如雨后春笋般建起,伊朗的原油滚滚流入中国市场。如今,伊朗每年向中国出口原油2700万吨,成为中国第三大能源供应国。中国的机电产品和成套设备源源不断输入伊朗,中国在伊朗建造的德黑兰地铁、发电厂、有色金属冶炼厂、石油化工厂像一座座丰碑记载着两国的友好合作。 前景广阔 　　中伊关系今非昔比,当笔者近几年重访伊朗时,也由衷地感到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希望。中伊两国的友好关系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,也必将造福于两国的子孙后代。 　
 　30多年来,中伊关系之所以能经受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,关键是有牢固的政治基础。两国同属发展中国家,面临的问题相似;两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,但都尊重对方的选择,不干涉对方内政,而且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,都不愿受其它大国摆布。伊朗丰富的能源支援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,中国的技术和商品也帮助了伊朗的经济发展。这正是典型的互利共赢的关系。因此,中伊关系的前景也必将更加广阔。